GQ编辑部新来的年轻人：“一稿成名”对我来说是比较痛苦的 | 媒专栏

文字|孙佳楠  微信编辑|邓文艳  

[编者按]

2018年9月27日晚，5位GQ编辑部的新人坐在了一起，他们从校园、其他行业、老东家来到了同一个起点，耗时数月采写数万字的大稿，以真实和细节描写事件和人物，在焦虑迷茫的时候保持进取和平常心。

“我做这件事，会见到不做这个职业就见不到的人、做到不做这个职业就做不到的事情、去到不做这个职业就去不到的地方。我不会觉得这个行业亏待了我，我也不会觉得我亏待了它，这就是我一直做这个行业的理由。”当晚，他们在北大校园，分享了如何进入媒体行业，以及如何成长、找寻自我的故事。

[嘉宾]

GQ编辑部新来的年轻人

刘敏，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，在《三联生活周刊》有4年工作经验 

代表作：《金燕：与两亿债务共生》《一个准备死在中国的日本老人》

于蒙，毕业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，曾就业于央企、互联网公司

代表作：《清白之后》《2只老虎、1只熊、1只狮子和300天的牢狱之灾》

吴呈杰，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

代表作：《追凶》《动物孤独》

洪蔚琳，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，在香港读研

代表作：《杨超越变形记：这不是我的世界》《一个女工和她的最后一场戏》

李颖迪，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大四学生，GQ报道组实习生

代表作：《抱团养老记：13个陌生老人同居的365天》《局外人周玄毅》

GQ编辑部的老人

靳锦，毕业于北京大学，被认为是“工作时编辑部最勇敢的人”

何瑫，毕业于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

Q1：新手怎么写大稿啊？

采访不仅仅是面对面聊天，而是立体性工作，要真正地面对现场。

洪蔚琳：在来GQ之前，我没写过特稿，只写过5000-6000字的稿件。香港读研结课前，在北京开选题会，何老师布置了创造101，我虽然对女团没兴趣，但有题做很开心。

6月3日到杭州节目组，要短时间内完成大体量采访。我想采访杨超越，但本人只能采访2个小时，因而需要采访外围丰富稿子。

14天内，我采访了40个人，从工作人员、经纪公司到她来自的村子，从杭州、上海到盐城，沟通难度大，地理位置分散，我需要尽可能协调时间，这真的是对体力和精力的考验。

事實证明，外围是很有价值的，一开始以为本人有很少时间才会做外围，但后来发现旁人的身份、交集、故事可以挖掘出很多东西，看老板、公司、节目组等环境如何影响她。

印象最深的是和何老师去杨超越的村子，她的父亲8点下班。村里没有路灯，没有人，特别安静，门前只有3棵树。我们站在平房前，和杨超越讲述过的她童年时期一样等待父亲回来。想起她曾经说她小时候非常孤独，父母去干农活，她一个人坐在门口等待父母回来，可直到我真正站在她家门口、看见3棵树的时候，才能体会她的心情，以及环境的绝望感。

即使做了很多年的记者，也要保持“新人感”，要时刻保持对事物本真、原始的好奇心。

于蒙：新人有新人的优势，有无限的热情，有证明自己的冲动。李阳的稿子是我4月份入职后第一个作为正式员工的报题。

最开始联系他的助理，碰了钉子。所以何老师建议我见本人，但李阳不透露任何行踪信息，所以我就到网上、微博上搜索，搜到了李阳演讲的信息。抱着试探的心情，我问这个地方是哪儿，对方告诉了我，我就直接去了。

到了之后又联系了助理。因为李阳忙于演讲、签字售书，我就从早上等到下午，只希望可以见一面。见到之后，沟通就更加容易了。随后，我和李阳的弟弟接触，又在上海采访了几次。做这个行业真的得有热情，如果我现在做这个题，不知道会不会有当初的勇气。

何瑫：“新人感”是非常重要的。过去2年时间，我也会有这样的困惑，有一段时间是经验和技巧驱动工作，而不是对选题原本的兴趣，会有权衡和放弃，会想如何轻巧地达成结果，效果会大打折扣。因此，时刻保持对事物本真、原始的好奇心，是做这个行业的技巧。

在新闻行业，可以感受到自由，感受到工作的价值。每一个作品会署上自己的名字，你要为你写下的字负责

吴呈杰：我在光华读了1年的商科之后，确定没有兴趣，这种状态不是我想要的，我找不到自己的价值。在大二上学期，我去《人物》杂志实习，整理、帮忙做外围采访，呆满1年半后，我陷入了恐慌，因为很多人知道我对新闻有热情，而且适合，但我没有真正进入，没有独立操作，所以意识到自己要做第一个独立的题了。

当时杂志社并不觉得实习生可以做题，我就自己出差，从17年4月到8月，我做了第一篇关于女团的长稿子。编辑部反响一般，我心里非常失落。很久以后回看的时候觉得确实有很大问题，但以后却格外偏爱第一部作品，因为真正觉得重要的并不是作品写得怎么样，而是当时一无所知的实习生勇敢地跨出第一步，那是非常珍贵的。

我选择新闻是因为我对这个行业有兴趣，我的天赋是在这个行业，我为什么不做我擅长的事情？还有，相比对物质生活的渴求，我会更重视精神生活。所以说这是两种压力，前者是不自由，后者则是自由之后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。现在更多压力在于出不了稿，已经伴随好多月了。

要用细节，用具体的事情，而非概念来驱动一篇文章。

刘敏：我研究生毕业后在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做社会新闻记者，最早时我认为社会新闻的磨炼是有必要的，因此频繁下乡，接触社会，采访3-4天，写稿2天完成。而在GQ，都是大稿，一篇稿子就需要3-4个月。

突发性事件虽然也需要大量的采访，但重要的是逻辑，稿件有套路；人物报道就是梳理经历，不需要那么多细节。做久了之后就会陷入误区，会认为稿子就是轻松写成的。但实际上，采访的事件会翻倍，难度也是平方、立方的关系。有时会被批评，还有些不服气，何老师说做稿子要问是什么，而不是为什么。

做金燕的稿子的时候，金燕说，丈夫去世后，四岁的女儿每天打电话叫她回家。按照我之前的逻辑，可能问到这里就可以了，但是同行的记者却接着问，问有人帮她打还是自己打，手机还是座机，四岁孩子如何背下来这么长的电话号码，她说了什么，会不会哭，母亲会不会凶她……这是“是什么”，而非“为什么”。而拿到海量的细节，如何编辑，又是另一个困难的话题。

采访是用一个细节碰触另一个细节。

李颖迪：这些稿子中，周玄毅那一篇是我成长最快的一篇稿子。3月份的时候，我偷偷在学校写《形而上学的亲吻》，写武大平凡的公选课老师，课上停电时，所有人在黑暗里讨论哲学，没有人出去，我非常触动。可其实稿子完成度很低，因为它没有形而下的处境，只有形而上的追求。

何老师问有没有兴趣写周玄毅，我想获得认可，就很快接题，采访他的父母、老师、朋友、同学、同事，很有自信。但选题会上，老师提问我写什么，我说“二手哲学家”，但具体含义却没有答出来。

后来，我想到和余磊对比，因为余磊代表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，有商务做派，而且他们关系很好，会不自觉地被影响。何老师认为，这不是细节，细节是密闭空间里人的反应，是可以体现性格的，而我只说了动作、环境。

后来，我做了二次采访，周玄毅平时喜怒不形于色，直到余磊说到周玄毅曾有一个微微撇嘴的瞬间，我用这个瞬间来问，周玄毅才承认他和余磊虽然是好兄弟，但他们不是一类人。我当时很触动，如果单纯地问对余磊的看法，他可能不会跟我说这句。因此，用一个细节碰触另外一个细节，才会有答案。

Q2：新环境好难适应怎么办？

记者和采访对象既要亲近，又要有所拒绝。需要长期写作的特稿记者更要跳出感情去写作。

于蒙：毕业后进入央企工作2年多，又进一家创业公司，公司会用北大标签看你，有众星捧月的感觉，但觉得没做什么事情。

当时有机会和曾老师单独工作，我表达到GQ的意愿，他劝阻我，说工作很苦。我从自我感觉良好但很郁闷的环境走出来，发现这和做过的媒体工作完全不一样，从短篇新媒体稿子到万字长稿是很大的转变。

我到了之后，去新疆出差30天，采访之前我还是一片空白，可到最后，我和采访对象和他母亲一起吃红烧羊蹄，他的母亲客气地把她碗里的羊蹄夹给我吃，我不能拒绝，这是采访对象信任我。这是我采访的分水岭：之前我会问问题，听他们诉苦，但一个月后，她会把我当成女儿看。现在的工作要和人打交道，在不同的环境扮演不同的角色。

我之前的经历是央企，看重人际关系，就觉得要让别人喜欢我。现在也会希望和采访对象维持比较好的关系，但这种渴望是不利于采访的。记者不用在乎你在采访对象眼里是什么，其实记者是最不重要的。我由于工作的惯性会希望别人看到我的好，其实不用在意对方是否喜欢你，获取你想要的信息，获取你想要的动作、细节就好。

工作与生活浑然一体。

吴呈杰：读书时，我可以把生活分成清晰的界面，主修、中文双学位、主编工作、专业实习，我在处理不同的事情我会有不同的心态，我会意识到哪些界面是更有吸引力的。现在真正进入职场、找到喜欢的工作的时候，压力是没有想到的。实习时，不管做出怎么样的稿子，都是编辑部的惊喜，值得赞扬。现在是员工，要通过工作来回报收入。

现在我把喜欢的事物变成事业，当它变成生活的全部的时候却并没有那么开心。我租了30平米的小房子，经常写稿、改稿，足不出户，有时候会恍惚。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模糊了。

采访是偶然因素很多的工作，不是努力就能做到最好，接受自己很重要。

洪蔚琳：我没有经过校招，看到别人被拒绝、调适心态，我好像莫名其妙地就过来了，但最后赶稿的时候，看着墙上的灯会觉得恍惚。当稿子被批得一文不值的时候，坐在床上就突然哭了，意识到能力没有匹配工作的心理状态。

其实，我觉得我来了之后没有一天不是力不从心的，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定稿了的3天，其他时间都极度焦虑。校园里，我只要解决学业问题，认为做不好就是因为不够努力，工作之后发现这是失效的。我会非常自责，写不出来稿子的时候会有精神危机。何老师说你要有敬畏心，可能会有偶然因素，不是努力就能做好，也不是短期的积累就能完成质变。因此接受自己很重要。

Q3：落差感说来就是如何应对？

吴呈杰：所谓“一稿成名”，对我来说是比较痛苦的，因为今年我至今为止只写过1篇长报道《奥数天才坠落之后》。有一次和朋友在台湾，最后一天我自己在酒店里，虽然我是泪点很高的人，但还是因对别人难听的评论而愤怒地掉了几滴眼泪。但是随后我意识到人群是非常虚幻的，无法造成直接的伤害，陪伴我的朋友是更重要的。但这也没有影响我对稿子的反思，我进行了漫长的、持续至今的反思。

虽然最后稿子被批评了，但是也正是这使我来到GQ。之前大家说的都是好话，但来了GQ以后大家会说这篇稿子有什么问题，怎么做更好。以后这成为一种常态，挫折使人成长。

李颖迪：我做完稿子回来后，曾经用1年时间调适落差感，因为编辑帮忙非常多，并非自己的独立作品，但其他人会扣上“天才美女记者”等各种各样的帽子。在编辑部，最开始作为新人是“团宠”，但后来，于蒙进来，10天做出了稿子，而我的稿子垫底。于是开始陷入与别人的比较中，非常难受。可以说，外界的评价、自己的压力会有落差感，每个人都要熬下来。

靳锦：稿子写到10000多字，最后只有黑和吹两种结果，评论令人失望。但是，2-3个月的过程其实得到的不是好人坏人的答案，而是复杂性，这才是生活的真实。

洪蔚琳：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发完后1小时会隔几分钟刷一下评论。最开始心里会难受，因为花这么多心血的东西不被大多数人理解。后来心态转变，这个讨论本身会变成很有趣的社会学现象，会看到网络舆论环境是什么样子的，虽然不理解，但至少呈现出舆论的特点，会觉得很有意思。

在对谈的最后，GQ编辑部的编辑总监曾鸣说道：“特稿的意义和价值，就是要揭露现实、讲真话，这是正经做一篇报道。这样一帮刚刚毕业的年轻人，承担的是中国、乃至整个世界最高的写作任务。

特稿的未来，深度报道的未来，与时代无关，而在于付出热情、精力与时间思考、写作和阅读的每一个人。

（此文根据GQ讲座梳理，如有侵权，可联系删除）

END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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